六月，是多雨的季节，六月里下雨，本属寻常事，不足为奇。可2018年6月26日，学校60周年校庆典礼的那一场大雨，却深深烙在了千千万万陕科大人的脑海中。马上就过去一年了，校庆的许多细节都日渐模糊，但那密如珠帘的雨幕中，一片片五彩斑斓的雨裳构成的美丽画面，还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分外清晰，挥之不去……

一

人生百年，大学长青。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里，一个人的60岁生日往往被称作“大寿”，既有“渡坎”的说法，也是吉祥的期许。一所60年的大学却只相当于人生的幼年时期，过不过生日倒也不显得那么重要。但大家都已习惯于把成长逢十的年份叫做大庆，何况春秋一甲子，万象始更新。加之陕西科技大学60年既壮怀激烈又曲折坎坷的建校历程，用血与汗凝成的“三创两迁”精神，渗透着创业的艰辛、科学的进取和扎根西部的奉献，本来也值得好好纪念一番。因此，怎样用好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既能动员全校上下凝心聚力、砥砺奋进，又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摆在学校面前的一个严肃课题。具体到校庆庆典而言，就是怎么才能办得既热烈又朴素，既隆重又不奢华。

早在2017年初，学校党委就把60周年校庆提上重要日程，设立校庆领导小组，由时任党委书记潘中伟同志和任校长的我为双组长，全面开启了校庆筹备工作。2017年8月，马建中同志担任校长，我和他交接工作时，就把校庆当作学校最重要的几件工作之一，特意做了交代。无独有偶，就在前一段时间，有兄弟学校邀请我校出席他们的校庆活动，正巧我在省上开会遇到了这个学校的书记，提及校庆筹备有关情况时，他告诉我，他和校长都不是本校毕业的，所以把校庆的筹划交给本校成长的一位同志负责。这位书记的回答让我回想起我和建中同志交接工作时的心情和考虑。作为班长，我对学校包括校庆在内的所有工作，不论干好干坏，都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但我顾虑更多的是自己毕竟不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而建中却是土生土长的科大人，比我更了解师生员工、校友和离退休老同志们对校庆的渴盼和需求。可能正因为潜意识中的这些想法，在交接工作时我才特意提到不到一年的校庆工作。

也是出于相同的考虑，随后党委研究决定，校庆办公室由同为陕科大土生土长并分管校友会的时任副校长蔡煜东同志主管，由当时分管办公室并有地方政府工作经验的王树茂同志协助，共同推进校庆工作。并根据建中同志建议，党委尽快抽调人力补充了原与党办校办合署办公的校友会办公室，归校庆办领导。随着工作进展，校庆办也在全校调用所需人力，一时之间，精兵强将云集。煜东、树茂及校庆办同志们果然不负众望，在他们的积极筹划指挥下，学校60周年校庆虽然忙忙碌碌但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仅在遇到重大事宜时提交校庆领导小组决策，确保上下一心、协力共进。

2018年4月19日，我校召开60周年校庆工作推进会

记忆中领导小组前后共开过十来次会，这里只记叙两次印象较深刻的。一次是2018年4月9日，学校最终确定了蔡煜东、王树茂同志提交的校庆期间活动方案。这个方案是校庆办同志们经过多次专题研讨、走访校友，广泛征求各方意见之后才拿出的，是随后进行的校庆系列活动的蓝本。方案简称“3+2+1”，即举办院士论坛、校友企业家论坛、校长论坛3个论坛，庆典大会、校庆晚会2个大会，1是集中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庆活动月。我在对“3+2+1”方案予以肯定的同时，对各个活动的功能做了简单定位，并着重指出，校庆当天的两个活动是重点，庆典大会更是重中之重。校庆晚会虽然对喜庆氛围的营造也很重要，但主要是面向校内师生，最多还有一些校友参加，万一有疏漏，作为自己人是能谅解的。但庆典大会所有的领导和重要来宾都会出席，必须做到万无一失。这次会议还确定，紧密切合亲情、文化和学术的校庆主题，以邀请杰出校友为主，对出席嘉宾特别是领导的规格、范围和数量做了严格界定。事后效果证明，这个方案是极具陕科大特色、又达到预期目标的方案。

之所以还要讲另一次确定庆典场地的会议，是因为从这次会议的决策中，大家可以看出，很多决策都是反复比较的结果，谈不上最好，只能力求更好而已。离庆典举行还有18天的6月8日，是我们决定场地的最后期限，如果再举棋不定，留给后续准备工作的时间就太仓促了。一般来说，为了保证隆重大气又尽量节约经费，各学校的庆典和晚会均会选择同一场地、共用同一舞台。那么，选择在哪里办庆典和晚会这两个重点活动，除了现有条件的限制，天气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不得不予以慎重考虑。会上，校庆办“未雨绸缪”，提出了室内室外两套方案，将标准田径场作为主会场，文体馆作下雨的备选方案。

那么究竟校庆当天会不会下雨呢？公开的中长期天气预报显示将有小雨。大家经常嘲笑没准星的说话为天气预报，意思是天气预报常常不怎么准确。但聊胜于无吧，不信预报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呢？会议过程中，还专门责成校庆办现场与气象中心联系，得到的消息依然是80%以上的可能有雨。当时，尽管会议争论得比较激烈，但赞成把场地放在室内的还是少数人。因为庆典若在室内举行，文体馆原来的舞台不能用，需要占用馆内一层中间很大位置重新搭建舞台，这样，一层空间基本不能再坐人了，文体馆容量就更显不足。根据前期统计，预估参会的外来嘉宾和校友就将达到一千多人，优先考虑这些人后，参加活动的校内师生最多就只能安排千把人，庆典活动的受众面会受到严重影响。正因为此，大多数人赞成把场地放在标准田径场，体面大方有气派，更重要的是能够让更多的师生员工参加观礼。

可是如此一来，又将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了万一下雨呢，何况明知有80%以上的概率会下雨呢？所以才有少数人同意校庆办提出的设置室内备选方案，也就是同时搭建两套舞台。有备选方案当然能保证万无一失，但反对者觉得白白浪费几十万元的预算，不符合勤俭节约办会的原则，况且天气变幻莫测，实在难以准确预判。会议不可能无限期开下去，所有问题都需要有结果。最后，我决策拍板，采用室外一种方案。当时倒不是因为备选方案会多花几十万，更重要的是回归到举办60年校庆的主旨和初心，就是为了动员全校参与、吸引全员参加，让尽可能多的师生受感染、受鼓舞，凝聚最大范围的有生力量推动学校一流建设。与淋雨相比，让更多的在校师生参加庆典，就显得更加重要。

会议一散，校庆办的同志们一脸轻松地跑到我面前说：你一定下方案，我们就不再纠结了。我看着嘻嘻哈哈的同志们，强颜欢笑地告诉他们：尽管不相信，但还是要时刻关注天气预报。然后默默对自己说：你们不纠结，我却纠结起来了。

之后的七八天，办公室天天都会向我汇报天气预报，最好的天气是多云，最不利的天气是中雨。在倒计时第10天时，预报当天可能是小雨。从那一天起，即使在文体馆搭舞台也已经来不及了，我也就不再留意天气预报，只交代要切实做好下雨天的应对。

二

六月的天，像极了娃娃的脸，说变就变，真是一点儿也不假。

庆典大会当天，我早上五点多就起床了，还没穿好衣服就向窗外看去，天是阴的，没有下雨，我还暗自窃喜“天气真争气”。可到了七点多，雨蓦然下了起来。庆典开幕在即，谁料这雨非但不停，还越下越大，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待到庆典正式开启，倾盆大雨已如瓢泼一般狂泻而下。

幸而，疾风骤雨并没有阻挡各路宾客的脚步，大家都提前赶到了。嘉宾、校友和离退休老同志们局促于由原体育部办公室临时布置的休息室之内，相互问候寒暄着，主题虽然也多半离不开这场雨和当年求学读书时候的那些事儿，气氛倒难得的融洽。雨幕的阻隔，让天南海北的老朋友们靠得更近，让短暂的重逢变得更轻松惬意了。我分别接到省政协刘宽忍副主席和中轻联张崇和会长，带他们一走进室内，看着已经到达的领导们穿着蓝色的雨衣，挤在闹哄哄的人群中，正不知如何向他们表达歉意，却发现他们一改平时的严肃，变得难得的亲切，叫我不要管他们而去招呼其他外宾及客人。后来，听接待教育工委董小龙书记的温锋同志跟我讲，董书记一到学校见到他，就笑嘻嘻地开玩笑说道，姚书志小时候是不是玩狗了？下这么大的雨！直到现在，他们还经常跟我开这个玩笑。我当时不懂，一问才知道，关中地区俗语，小时候玩狗，长大结婚下雨，看来他们是把校庆当成我的大喜事来过的。不过话说回来，谁又能说，这一天不是陕西科技大学大喜的日子呢？

而那时，田径场内、看台上面，最让我感动的是，迷蒙雨幕之下一个个整齐划一的“七彩”方阵，那是我们的师生，屏息凝神地静待着，庆典开始那令人激动的庄严历史时刻。雨水划过他们的脸庞，穿过雨衣浸透了他们的衣裳，但不曾有一人抱怨，无一人离场。

9点，庆典正式拉开帷幕，主席台右侧临时搭建的候场棚檐流如注。我登上主持台，豆大的雨滴打在身上，镜片瞬间模糊了。这样的雨滴也同时落在台上、台下近万个身影上，沙沙声掠过耳旁，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当我用力喊出“陕西科技大学又一次经受了风雨的洗礼”时，只听见全场一片欢呼。没错，这句话是原来主持词上没有的，却是我的肺腑之言。这所学校60年的坎坷曲折，何尝不是一场场风雨洗礼！波澜壮阔的办学历程，又何尝只经受了这一场风雨！48年前的北轻人和13年前的西轻人，以及今天的陕科大人，义无反顾踏上西去的列车、爬上东进的卡车、钻进实验室，在咸阳的黄土地、草滩的盐碱地和未央湖的风声中，用双手垒砌一块块砖石、栽种一棵棵树木、写下一篇篇论文，不正是在风风雨雨中用心血和汗水浇筑起了陕科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么！

雨下得正紧，建中同志上台致辞，雨水顺着他的脸颊流淌，就连特意用防水纸打印的讲稿都湿透了，一张张粘在一起，每翻一页都十分费力。看着建中同志裤脚流下的雨水，我想还有好多嘉宾都要上台讲话，特别是年近八旬又体弱的周廉院士也要上台揭牌，决不能让雨淋坏了身体，这都是我们尊贵的客人和朋友呀。于是，原本不愿穿雨衣上台的我首先套上雨衣，逐一劝说即将上台的嘉宾们，上台时一定穿上雨衣。我至今记得，省政协的刘宽忍副主席再三坚持自己作为省上来的代表，穿雨衣上台不合适，语气和神情十分坚决，直到我搬出了周院士做“挡箭牌”，他才勉强同意。尽管如此，中轻联张崇和会长和天津科技大学韩金玉校长，还是没听我的“劝”。因此，大家看到台上讲话的人，有的穿雨衣，有的没穿，其实都很正常，更没有特殊的安排，只是我的一个临时动议罢了。

这里还有几个不为大家所知的细节。当时大雨倾盆，台下的嘉宾、师生虽然穿着雨衣，但都已被雨水打得透湿。为了压缩会程、让大家少淋一会雨，刘宽忍副主席讲话前主动找到候场棚和我商量，怎样删减讲话稿既不影响会议效果，又能减少会议时间。一个省级领导能够这么平易近人并为大家着想，实在令人感动。作为主持人，我也现场临时取消了教师代表与学生代表的发言环节。教师代表蒲永平教授以及学生代表郭旭同学尽管和其他发言人一样，经过了精心准备，但却失去了展示风采的机会，在这里我一并向他们致歉了！

庆典大会结束时，雨幕渐渐稀薄。我猛然抬头望向天空，看见随风飘过的乌云下，折射出一道道温暖光芒，我的心里也感到很温暖。

其实校庆前夕我刚做过一次手术，直到登台前，都不确定自己能否顺利完成主持的工作。因为住院治疗需向工委领导请假，小龙书记知道我的身体状况，特意叮嘱办公室同志联系家属，给我取替换的衣物。由于活动流程很紧，直到陪同嘉宾到博物馆参观我才换上了早就从家里送来的衣服，但那时我已感到身体有些发冷，所以在衬衣之外还专门加了一个外套，在参观队伍中显得极其不协调。

中午陪客人进过餐，我有些头晕，就抽空回家量了一下血压，低压只有四十多，高压也只有六七十。下午，按议程是邀请我校老领导和外校领导一同参加校长论坛，交流高等教育发展新趋势。我理应当面聆听各位高见，这既是难得学习机会，也是为表示感谢，但会议开始不多久，还没等到彭国勋老院长等嘉宾发完言，就实在撑不住了，便悄悄离开了会场。路上，我顺便去田径场看了一下晚会的舞台，交代了几句注意事项，就回家休息了，校庆晚会也没能够参加。现在回想起来，仍觉得遗憾不已。

三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这一年里，我遇到了很多领导、校友、老同志，还有高教同行们，大家总会不约而同地谈起我们的60周年校庆，也都会提及那场大雨。虽然赞叹者居多，但作为决策者，事后总难免反思，特别是对一些难于弥补的遗憾，总会难以释怀。

面对阴晴不定的天气，会场到底该如何抉择？有些事情，决策者一闪念的决定，后果不是自己一个人能够承担的，往往会影响很多人，所以其犹豫彷徨常常难为外人道。这些年我参加过很多学校的校庆，不少学校迫于种种现实原因将庆典放在了室内。但正如前所言，本来是学校全体师生员工最隆重的活动，却囿于场地的限制，影响力、号召力大打折扣，无形之中背离了办会的初心，也降低了校庆的意义。6月26日那天，我校远道而来的嘉宾、校友将近2000人，规模远远超出了预期。如果把这些同志都放在体育馆，那么，校庆现场就几乎没有在校师生能参加了。事实证明，我们淋了雨，却达到了理想的效果。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依然还是会毫不犹豫做出同样的选择。

这种坚定的想法一直到参加完另一个学校的校庆后，有所动摇了。这个学校与我们一样把主会场放在大操场，也遇到了和我们当天差不多大的雨（甚至还小一些），但事后在师生中却出现了一些不同声音。同样的决策，不同的反响，一时间，我内心充满了对这个学校领导者理解的同情，也更多地在想，我当时做出的在操场举行校庆典礼的决策是不是最好的抉择？现在同样的问题摆在面前，我还会不会做出同样的决定？我们的庆典活动，可谓小雨不足畏、大雨不足惧，师生淋湿一身衣裳，依然神采飞扬，而且成了美好的回忆。这固然有我们师生精神状态好的原因，但我校校庆正值盛夏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其他学校师生之所以会有意见，恐怕不完全是他们的精神状态不如我们所致。时至初秋，长时间露天淋雨，可能就不是淋湿一身衣裳那么简单。也因此，有一个声音在不断地提醒自己：时间和空间等条件不同，同样的决策会出现不同的结果，作为决策者，更应该朝兢夕惕，戒慎戒惧。

当然，对我们师生的精神状态怎么肯定也不过分。老实说，庆典结束后，我还是十分关注大家反响的，并特地留意了学校有关的网络信息平台。让人欣慰的是，我没有看到任何与此有关的负面言论、消极情绪，所有人的内心都是欣喜的，都为能够亲历那一刻而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自豪。亲临那场盛会的上级领导、校外嘉宾以及广大校友也纷纷向我夸赞全体师生展示出了昂扬的精神风貌。近万名师生，怀揣着一颗颗滚烫的爱校荣校之心，在风雨中与母校共同度过那值得永远怀念的一天，这是何等浓厚的赤子情怀！这一场雨，把全体陕科大人的心紧紧的连在了一起，难道不是一场喜雨么！

无巧不成书。今年4月20日，建中同志到深圳参加学校第一次校友代表大会。他回来告诉我，那几天深圳突降暴雨，航班大面积延误，本以为会影响校友参会，没想到所有人如约而至。当他向校友们的风雨无阻表示感谢时，校友们却纷纷表示，从陕西科技大学走出的每一个人，向来是不怕风雨的。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怀念起60年校庆那场大雨，并畅怀大笑。

其实校庆期间还有一件无法弥补的遗憾事，当时因为工作疏漏没有照顾到一些离退休老同志，特别是西迁的老同志。在后来召开的西迁座谈会上，我才知道一些老同志想参加校庆晚会却没有票。我当场向这些同志道了歉，是我的思虑不周所致，并表示以后要特别关注西迁老同志的诉求。我常常想，改革开放之初，有多少人千方百计离开了奋斗多年的学校，能够坚定不移留下来的同志实属不易。关怀这些同志，既是不忘初心，也是面向未来。

还有一种忧虑，是在看黑天鹅时产生的。科大湖里的六只黑天鹅，是与我们友好合作的澳大利亚教育集团送给学校的校庆礼物，作为我们学校的成员也快有一年校龄了。每当遇到校外客人，我们总会把他们引到湖边观赏，听他们由衷赞叹一番。因为黑天鹅极其珍贵，人们一般把小概率事件就叫作“黑天鹅”事件。尽管大家对黑天鹅的喜欢始终如一，但由于黑天鹅已经成为了我们中的一员，有时大家会忘掉了他们的珍贵。我常常想，我们学校这几年有了大奖、大项目，还出现了高被引论文学者，这些攸关核心竞争力的事件也像黑天鹅一样出现在我们校园了，我们对这些争取荣誉的人，会不会像对黑天鹅一样，虽不失喜欢，却不再珍惜呢？有一次我发现湖里只有五只黑天鹅，一问才知道，有一只生病了，正在治疗。我就不禁在想，我们引进的那些“大人物”，会不会也像黑天鹅一样，因水土不服而生病呢？

年轻时读《古文观止》，很喜欢苏轼的《喜雨亭记》。该文载其在扶风为官时，久旱降甘霖，筑亭记之，曰喜雨亭。记得文中有云：“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校庆不期而遇的大雨，无意间检验了师生员工的爱校情怀，检验了所有工作人员、学生志愿者的水平，现在回忆起来，依然予人温暖，令人感动。当然，我们不可能像古人那样再建造一座亭子，不如就借用苏轼文章的标题，写下“那一场喜雨”，算是我们共同的纪念吧。